大宛新闻
大宛新闻
大宛新闻
当前位置: 大宛新闻>文化>国旗、国徽、国歌:几代人的共同诉说
国旗、国徽、国歌:几代人的共同诉说

2019-11-03 17:17:44

来源:大宛新闻  

大宛新闻

五星红旗一直在我心中飘扬。

■贡·云丹

2019年,上海汽轮机厂原副总工艺师吴田明特地来到上海华山路和长乐路的交叉口,寻找原华山路466号。这个地址曾经是现代经济新闻社的宿舍。曾经是五星红旗的工作人员和设计师,他的名字叫曾宋濂。

在十字路口,高楼林立,人群熙熙攘攘,这座城市一如既往地繁忙,但此时此刻,70年的历史似乎已经过去了。

1949年春夏之交,曾宋濂一家刚从浙江瑞安来到上海。7月的一天,像往常一样,他拿起当天的《解放日报》,突然注意到一则通知:“征集国旗国徽图案——新CPPCC筹委会制定的规定”这篇400多字的短文给了曾宋濂一个冲动:我能试着做点贡献吗?

他借了圆规,买了彩色光泽纸,基于年轻时对书画的热爱,他开始在闷热的上海阁楼上设计图案。

午夜时分,可能是星星让灵感闪现。他记得埃德加·斯诺以前读过的《红星照耀中国》。红军战士帽边上有一颗五角星。他记得解放上海时在大街小巷唱的那首革命流行歌曲:“东方是红色的,太阳正在升起,中国有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寻求幸福。他是人民的救星。”明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救星!32岁的曾宋濂在阁楼上剪下一颗巨大的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大星星周围的四颗小星星象征着广大的人民群众。

手稿寄出后,曾宋濂几乎忘记了。直到9月29日,打开《解放日报》,他愣住了。

解放日报,1949年9月29日,第一版

那一天,在解放日报的头版,国旗大部分都是红色的。除了镰刀和锤子,它的设计和它自己的完全一样。设计师的名字当时没有在报纸上发表。这是他设计的吗?

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迎风飘扬。

直到一年后的九月,曾宋濂才知道自己的确是国旗的设计者。1950年10月1日,他被邀请登上天安门门,在看台右侧的97号座位上参加国庆庆典。

从那以后,曾宋濂回到上海继续做一名普通的上班族。他没有活动,没有讲座,一切都很平静。

时间像水一样飞逝。1979年,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之际,刚刚恢复上海日用百货公司副经理职务的曾宋濂再次重返公众视野,受邀再次登上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仪式。也是在那一年,集邮者吴田明通过报道想起了居住在上海的设计师曾宋濂。

1984年10月1日,在邮电部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邮票中,第三枚“光辉未来”邮票的主要图片是飘扬的五星红旗。同一天,吴田明寄出了这枚邮票,取消了35周年纪念邮戳,并通过挂号信寄到曾宋濂的办公室。

一周后,曾宋濂回信了。我看到35周年纪念邮票的首日封寄出。曾宋濂用毛笔从上到下在信封的左边签名。

此外,曾宋濂还在吴田明的j105-3邮票左侧签名,用曾宋濂回文印章代替印章。

另2枚“国旗”邮票在左侧签名盖章。

从那时起,这套国旗首日封和邮票就被吴田明精心珍藏。

时光飞逝。到了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退休的吴田明将应街道、学校、单位等组织的邀请,举办邮票和晚会讲座。讲座的一部分正是国旗诞生的故事。

由一套邮票引发的国旗设计者和叙述者的命运使得历史在这一刻交织并延续。

同样在2019年,94岁的陈钟真坐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向媒体回顾过去的历史。他记得70年前,作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和上海学生组织联合会主席,他和父亲陈思生一起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共同出席了成立仪式。当时,陈震正处于全盛时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100多名代表中最年轻的。

当时,CPPCC筹备委员会共收到约3000份来自国内外的国旗申请。为了更好地进行评选,北京饭店设立了临时评审室。在第一轮初选中,曾宋濂的设计因苏联国旗上的镰刀和锤子设计而被淘汰。幸运的是,负责起草国旗计划的第六小组认为这一设计非常有创意,最终与其他文章一起被纳入国旗设计参考资料,并送交代表们进一步讨论。曾宋濂的五星红旗成为该文件的第32面。

陈钟真记得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民主协商气氛。在关于国旗和其他计划的讨论中,每个人都不只是举手,而是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9月2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举行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年表和首都的磋商论坛。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旭伦、田汉、徐悲鸿、李李三、洪申、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陆机和何鲁定出席了座谈会。

毛泽东首先谈到了他对国旗的看法。他拿起曾宋濂设计的五星红旗的图案说:“这种图案显示了我们革命人民的伟大团结。现在和将来都需要巨大的团结。现在和将来都是团结和革命。”毛泽东讲完后,与会者一致鼓掌。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日历和首都的四项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一面红色五星旗,象征着中国革命人民的伟大团结

70年后,这种兴奋依然生动而难忘。

九月,陈钟真的身体开始恶化,几乎不能说话。“每次我叔叔提到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都告诉我们他有多兴奋,他有多兴奋。如果他能说话,他肯定会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陪同记者来到华东医院的陈震侄子陈锋这样说。

有些文章提到曾宋濂从那时起就一直在认真收集1949年9月29日的《解放日报》。

曾宋濂住在虹口区殷珊路145弄。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虹口区将中共四大纪念馆前的广场命名为“国旗广场”作为纪念馆。

吴田明最近给学生上了一堂派对课。"你知道是谁设计了国旗吗?"一双好奇的年轻眼睛盯着他详细阐述下面的情况;

……

国旗的故事永远不会结束。无数的人,无数的事物,平凡的或非凡的,有意的或无意的,正与历史的车轮一起诉说着,传递着火焰。

它从70年前走到了未来。

檐口之间的天安门城楼亮了起来。

■王毅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创建仪式上,伴随着盛大的“志愿者游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然而,共和国的另一个重要象征国徽没有出现在仪式上。设计用来悬挂国徽的天安门门楼只能在两个屋檐之间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字样。

为什么国徽没有如期出现?

有一次,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刘守华的脑海里。

从档案学毕业后,刘守华没有想到他已经在北京市档案局和国家档案局档案系统工作了36年。这些天来,她一直伴随着共和国的数据文件。这也给了她沉下去寻找国徽背后故事的机会。

“那一年材料太多了。刘守华解释说:“我们必须一个接一个地看说明书、会议记录和设计计划,并理清时间表,才能理解国徽的诞生。”。

为了回答本文开头的问题,刘守华这样说:“事实上,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没有找到好的计划。”

事实上,建国前,1949年7月,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国徽广告,明确指出国徽设计的要求是:一、要有中国特色;b、要有政治权力的特点;形式应该庄重而丰富。

截至1949年8月20日,国内外共收到国徽112件,图案900幅。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它们没有被采纳。

直到9月25日,离成立仪式只有五天了,没有选择合适的国徽设计。毛泽东建议:“国徽能否设计得更慢,将在未来决定。”

就这样,一场国徽设计竞赛开始了。

10月23日,梁思成的清华大学设计团队制作了初稿。设计团队拥有超豪华的阵容。除了梁思成,参与的同志还包括梁思成的妻子、清华大学雕塑教授林银辉,以及清华大学教授莫江总、高壮、邓以蛰和王勋。

另一个设计团队由中央美术学院的张定领导。他们选择的设计是以天安门为主体的建筑。此外,还有其他设计师提供了5个模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制作和分发的设计。

许多年后,张定·日照夫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张定队提出天安门作为国徽的主体时,有许多反对的声音。基本观点是把建筑变成国徽太容易了,但张定不这么认为。天安门广场对新中国有不同的含义。此外,许多国家都把建筑物作为主要的国徽。但是,即使其他国家还没有使用它,我们怎么能使用它呢?”

1950年6月10日,周恩来主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国徽修正案。决定采用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设计。国徽小组讨论了修正案,梁思成负责设计和修正。

刘守华说:“接下来,梁思成和他妻子的家,清华大学新森林法庭8号,成为了国徽设计中心。”。

日夜描述梁思成团队的状态是恰当的。

根据梁思成团队的理解,国徽不是一种普通的设计模式。在处理方法上,应强调实物的象征意义。因此,它不注重现实主义,而是注重真实对象图像的简单轮廓,强调其意义。不要把天安门变成风景画,一切都需要图案化和象征化。

该设计得到了国徽审查小组大多数成员的认可,被评为“艺术结构庄严、完整、统一”

6月2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获得通过。国徽的设计如下:“国徽的内容是国旗、天安门广场、小麦和大米的齿轮和耳朵,象征着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以及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新中国的诞生。”

解放日报,第一版,1950年9月20日

随着国徽设计的选定,如何使之成为一个大问题。刘守华在文件中发现了一份报告。报告内容如下:全国悬挂的国徽浮雕应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制作。它的大小分为三种:大、中、小。大直径1米,中直径80厘米,小直径60厘米。中央人民政府、政府委员会、怀仁堂、外交部和驻外使馆使用的国徽都是木制的。由于其他主要行政区、省、市挂有大量国徽,而内地缺乏制作钢模的方法,建议联系香港联合五金厂制作钢模,然后用上海的压片机将钢模压成铜板浮雕,再涂上颜色和油漆,这样可以快速、标准化地完成。

中央人民政府分别致电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和上海市长陈毅,了解香港和上海的生产情况。两种回答都可以。上海相对较近,已经成为国徽选址的最佳选择。

然而,时间很紧。

1950年9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立即任命丁杰如科长到上海处理第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制作工作。由于时间、技术和材料的限制,“第一批8大、60中、80小”的原计划被搁置。经中央政府同意,1950年9月2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前,上海完成了8个直径100厘米的大型铜国徽和1个直径60厘米的铝国徽。六个大型青铜国徽分发给各主要行政区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其余两个青铜国徽和一个铝国徽带回北京。

这时,国庆节快到了。虽然第一个国徽是在1950年10月1日挂在天安门门上的,但它的质地是木制的。然而,在这个国家的广大地区没有国徽可以悬挂。全国各地都写信给中央政府,表示渴望悬挂国徽。大量生产国徽变得更加迫切。

为了迅速制作国徽,有关方面已向中央政府发出报告,要求说明在不同地区制作和分发国徽的原则。区域制造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上海提供制造经验。努力在1950年底前生产和销售,并在1951年元旦在全国范围内悬挂。

1951年5月1日,铜铝合金国徽正式悬挂在天安门门塔上。在五月的阳光照耀下,这个直径2.4米的巨大国徽壮丽而闪亮。

现在,刘寿华编辑的《国徽的诞生》被广泛转载和引用。她认为这是一种命运,“国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典会徽,是中国儿童心中祖国的象征,理解国徽是每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两代指挥官赞美国家最强的声音

■陈君君

1999年10月1日上午10点,天安门广场。在“唱国歌”的命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于海举起了指挥棒。这时,整个天安门广场一片寂静。于海能清楚地听到他的心跳。在他前面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由1000多人组成。他稳住双手,用力画了一个优美的弧线。激情澎湃的“志愿者进行曲”响彻世界。

于海精确地控制着乐队的速度——每分钟96次。国歌结束时,明亮的五星红旗刚刚升到旗杆顶端46秒钟,几分钟内没有区别。

国歌的84个字和37小节已经渗透到了海洋的生活中。1970年,当他只有15岁的时候,他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时,他是单簧管演奏者,也是联合军事管弦乐团最年轻的成员之一。他在管弦乐队中面向毛主席演奏国歌。十四年后,作为联合军乐团最年轻的副指挥,于海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指挥国歌。

国庆阅兵60周年之际,于海被重新任命为联合军乐团总司令。在过去的50年里,他见证了国家重大庆典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时刻,成为指挥和演奏国歌最多的人之一。

八十三年前,也有一位指挥家手中没有精致的指挥棒,面前也没有统一的管弦乐队。他愿意冒生命危险,并指挥成千上万的人演唱《志愿者进行曲》。

他的名字叫刘良模。

1932年,刘良模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在他上学期间,他决心“通过唱歌唤醒人民,让整个国家努力工作”。1934年,他在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了上海第一次公开歌唱会。刘亮模教每个人唱的第一首拯救国家的歌是“拯救中国”,他又写道:“拯救,拯救,拯救中国!让我们一起前进。努力工作,努力工作!为了拯救国家,我们必须努力!”

1935年5月,田汉和聂耳创作的《志愿者进行曲》在上海百代公司录制。随后,以《志愿者进行曲》为主题曲的电影《风之子》在上海金城大剧院首映。

1936年1月,“上海救国协会”成立。刘良模是救国协会的骨干成员之一。从那以后,救国协会发起的所有抗日爱国活动和示威都可以看到刘亮模带领歌唱协会演唱《志愿者进行曲》的身影。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救国协会的啦啦队长”。

那年6月7日,上海市人民歌唱协会将在石楠区大吉路的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国歌唱会。国民党临时在体育场组织了一场足球比赛,以阻挠会议。参加歌唱会议的人必须先假装看球。时候到了,歌唱会和成千上万的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一起涌入足球场。在刘良模的带领下,他们演唱了《鲁大歌》和《先锋》。

这时,大量警察冲进体育场包围了他们。刘良模平静地走上裁判所用的长椅,平静地拿起麦克风对警察喊道:“兄弟们,我们今天开会唱抗日救国的歌,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热爱祖国,都想抗日。请听我们说。”当歌曲《回家》响起时,一些来自东北的宪兵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唱《志愿者进行曲》时,我们团结一致,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向前!“当时,警察和公众已经融为一体。

刘良模指挥歌唱队合唱《志愿者进行曲》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良模去抗日前线教军民唱抗日歌曲。1939年,他在宁波被国民党无辜拘留。1940年,刘良模被迫去美国旅行。他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海外华人青年歌唱团,并继续传播抗日歌曲。

在一位美国朋友的介绍下,刘良模遇到了“美国歌手”保罗·罗伯逊。他向黑人歌手讲述了中国群众歌唱运动,并为他唱了几首中国革命歌曲。罗伯逊被这些充满激情的旋律深深打动,主动提出要和刘良模一起学习唱《志愿者进行曲》。

几个月后,在纽约的一个音乐派对上,罗伯逊用中文和英文演唱了《志愿者进行曲》。从那以后,这首歌成了他经常在美国各地举行的音乐会或纪念活动中演唱的曲目之一。

1941年,罗伯逊和刘良模导演的“华侨青年歌唱队”录制了一首名为《崛起:新中国之歌》的唱片,其中收录了一组包括《志愿者进行曲》在内的中国进步歌曲。在专辑封面上,宋庆龄写了以下序言:“中国找到了抵抗新群众歌唱运动敌人的力量源泉...愿我们融合东西方风格的古老民歌和新歌成为自由人民的另一个纽带。”

1949年9月,刘亮模应邀回中国参加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主办的国旗、国徽、国歌、年表和首都协商论坛上,马旭伦等人提议暂时使用“志愿者进行曲”作为国歌。轮到刘良模发言时,他介绍了《志愿者进行曲》在国外的传播情况,认为这首歌在国内外赢得了一致好评,应该作为国歌采用。许多成员表示赞同。

有人建议修改歌词“中华民族正处于最危险的时期”。然而,张奚若和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是历史的产物。为了保持它的完整性,最好不要修改歌词。周恩来说:“只有用原始歌词才能激起情感。修改后,唱歌时就没有感情了。”最终,毛泽东做出了决定,歌词没有改变。从此,“志愿者进行曲”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解放日报,1949年9月29日,第三版

于海告诉记者,由于最初在传唱过程中,

  • 上一篇:泉州洛江区:打造“悠游洛江”旅游品牌
  • 下一篇:正式敲定,Kiko Kostadinov 与 ASI
  • 栏目资讯
    Copyright 2018-2019 mcntc.com 大宛新闻 Inc. All Rights Reserved.